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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本来头不小,却早早夭折的电影杂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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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凤凰读书杨黎专栏

  回忆一本改变的电影杂志

  1999年,对的,我被一个老板委托,改版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刊物《电影作品》。为了办好刊物,我与在成都的诗人何小竹、石光华和翟永明一起,邀请韩东、朱文、于坚等诗人作家,陈凯哥、贾樟柯、吴文光等导演,在成都召开了一场“电影与文学研讨会”。我当时想,这本刊物至少可以办三期,三期后一定可以对中国电影与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。但事与愿违,第一期刚出,老板就和峨影厂吵开了,我的电影雄心刚露头,就惨遭打击。2001年,我转战北京,觉得还是应该从一个字一个字写起。中国的电影,还在傻逼们手里。

  仅有的那一期,据说在电影和文学朋友中还是很有影响。多年以后,我终于看见了它,并找到了我当时为它写的《改版自语》。时隔19年,我读了文章,翻阅刊物,差点哭了起来。这里,借我在《凤凰读书》开的专栏,先把这篇短文刊发如下,算是暴露我的鹄志。见笑,不过文章还是挺好看的。

  后面是《改版自语》——

  改版自语

  杨黎

  80年代初,我刚搬进楼房居住的时候,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:即将自己的耳朵贴在写字台上,就会听见许多隐约的声音。其中有人说话的声音,有杯子摔烂的声音,有敲门的声音,还有汽车刹车的那种声音……这些声音,空灵、遥远、但也真实。当然,要听见这些声音,还需你十分的安静和专心才行。80年代初,许许多多的下午和夜晚,我都平心静气,将耳朵贴在写字台上。尘市喧嚣、外婆的唠叨,以及那些烦人的事情,就都在这专心的倾听中远去了。

  我的朋友阿静也住在一幢楼房里,而他阳台的下面,刚好是个巨大的四合院。在四合院里,住着30户人家。阿静和我有种近似的爱好,只是这爱好不是用耳朵听,而是用眼睛看。他对我说,他一有空,就站在阳台上看下面的四合院。看院子里的人做饭、吃饭、洗衣服和晒衣服,甚至看他们倒马桶,偶尔也看见一些恍恍惚惚的吻。

  这其中,他还特别注意一个老头和一位少女。那老头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在院门前喝茶,一直要喝到天黑。有时候,也会有一两个人陪他坐坐;但更多的时候,都是他一人。而那位少女,朋友阿静说,我只看见她早晨出去,却从未看见过她什么时候回来。

  声音与图画,听与看,我和我朋友阿静的“爱好”与“发现”,说到底,也就是一部好电影应该和可能给予我们的全部内容。那些静止的物件,比如街道、房子、法国梧桐和一扇紧紧关闭的院门,以及在这街上走来走去的老人,当他们被放映在屏幕上,再被我们看见,他们整个的意义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。这时候,谁家的门突然打开,那“嘎”的一声传进我们的耳朵,电影,它把我们完全带入了我们在睡梦中见过或者非常想见的世界。

  《电影作品》企图带给读者的,或者说《电影作品》希望电影带给观众的,就是这样一个世界,似曾相识的回忆,若有若无的人与物,和现实保持一种“有距离的观看”。写到这里,我突然想起一位颇有见识的朋友曾经说,他想送每一位朋友一个望远镜。这个想法是对电影最好的理解,也是人类深层意识中最有价值的冲动。

  还有那位少女。

  朋友阿静每次都只看见她出去,而没有看见她回来,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,同时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:即她每次回来的时候,阿静都刚好没看见。要知道,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非常之大。但对于当事人阿静来说,他却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。

  我也不同意这种看法。所以,我非常乐意主持这本电影杂志的工作。

  杨黎专栏

  杨黎,1962年生于成都。狮子座,烟民,传统性生活者。关键词为第三代人、非非、废话。有著作数十集。现居南京。

  责编:野行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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